我作為周口市委黨校紀檢監察干部理論進修班的一名學員，隨隊到有“紅軍長征第一村”之稱的福建省長汀縣南山鎮中復村，追尋長征足跡、緬懷革命先烈、學習長征精神。在紅軍橋上，聆聽了有關紅軍橋的感人故事。

這座紅軍橋是木梁結構的，外形很像舊時期的房子，它其實就是一座屋橋。紅軍橋始建于明朝，在紅軍長征以前是我黨和紅軍宣傳革命的重要場所，也是當年長汀縣紅屋區政府干部公開辦公的地方。在橋上，他們為老百姓分田分地，排憂解難，送醫送藥。也是在這里，當年的紅屋區窮苦群眾把從牙縫里擠出的口糧，源源不斷地運來，讓參戰的紅軍戰士能吃飽飯，有力氣殺敵立功。從那時起，老百姓又把這座橋叫作“紅軍橋”，一直叫到現在。

紅軍橋，老百姓也把它叫作“光榮橋”。因為從這座橋上走過了十幾萬名光榮而又英勇的紅軍戰士，也走出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粟裕、楊成武等共和國開國元勛，以及數百位開國將領。

紅軍橋當年還是紅軍擴紅時期的征兵處。前橋的四根木柱上分別畫有一條征兵時用于丈量身高的紅軍標線，這條線和帶刺刀的槍一樣高，青年達到這個高度就可以參加紅軍了。這是一條生命的等高線，紅屋區的熱血男兒明知此去兇多吉少，但依然慷慨赴死、絕不回頭。

紅軍橋見證了當年一幕幕“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爭當紅軍”的感人場景，許多故事到如今仍然感天動地、催人淚下。1929年到1934年，五年多的蘇維埃紅軍時期，從這里參加紅軍、走上戰場的共三千多人，那是當年紅屋區總人口一萬多人里所有的青年。慘烈的戰斗讓他們從這里出去幾乎沒有人能再回來。就是這犧牲的三千多人里面，現在政府追認的在冊烈士只有654位，還有兩千多人是無名英雄。就是這在冊的654位烈士里面，時至今日政府發出去的《烈士證》還不到280本。那是因為很多烈士沒有結婚、沒有后代，1961年發證的時候，他們的父母親也不在了，沒有親人為他們領證。

在紅軍橋上，我們認真聆聽了一個叫鐘根基的老紅軍“戰時為國盡忠，返鄉為生死兄弟盡孝”的感人事跡。當年紅軍要走時，在紅軍橋上，開展了長征前的最后一次擴紅，當時年紀輕輕的鐘根基毅然邀上他的16個發小，報名參加了紅軍。他們彼此都知道：這一去可能就回不來了。報完名以后，他們在紅軍橋頭跪地發誓：“無論誰活著回來，都要為弟兄們的父母盡孝！”

在漫長而又艱險的長征路上，16個發小先后倒下，唯有鐘根基一人活著。1952年，已經是正團級軍官的他，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被炸成重傷，在東北后方醫院養好傷以后，他堅決要求回家。首長不批，為了回家，他故意觸犯軍紀。最后，首長知道他回鄉心切，留不住他，給他寫了介紹信。可是，回來后縣里留不下他，鄉里他也不去，孤身一人堅持回村里做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說，他要回來兌現當年的誓言，為不在的兄弟們的父母盡孝。

他從部隊回來的時候，正團級的津貼雖然可觀，但是要救濟很多老人，總是入不敷出。他那16個兄弟，只有5個人被追認為烈士，還有11個人死在哪葬在哪，沒人知道。整師整團的人都死了，誰證明誰啊，他們叫失蹤紅軍，家屬沒有津貼待遇。幾十年里，鐘根基不僅在物質、經濟上傾其所有幫助兄弟們的家庭，而且不論哪個兄弟的父母去世，他二話不說，就去做孝子，扛喪、抬棺材。他心地善良，村里只要有老人過世他就主動幫忙抬喪，久而久之，他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扛喪子”。在當地人看來，扛喪、抬棺材是最被人看不起、最低賤的工作。但鐘根基卻毫不在意，他總是說，我能活著盡孝，就是最大的幸福。“扛喪子”的職業，他一干就是30多年。

1994年，在縣城“紅軍光榮院”度過了幾年輕松時光的鐘根基老人離世前留下了最后、也是唯一的要求。他說：“我死后，請把軍功章讓我全部帶走，因為它們是我兄弟們用命換來的，我要帶去還給他們。”老人就這樣走了，紅軍橋的展板上留下的唯一一張戴著志愿軍軍帽的遺照，還是當地人從火葬場的檔案館里翻拍的。

隨后，我們又聆聽了當年羅云然老人在紅軍橋上分兩次親自送六個兒子參軍，但是六子無一生還的“六子當兵”感人故事。

紅軍橋見證的那段紅色歷史，處處彰顯著軍民魚水情深，彰顯著當地老百姓對紅軍的真情大愛，以及不怕犧牲、堅定不移跟著共產黨走的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