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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 “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 這一概念在我國受到廣泛關注。本文在厘清“長臂管轄”的含義及影響的基礎上，試對我國現行法律作一檢視，以發現我國“阻斷法”法律體系之不足進而提供完善的思路。

一、“長臂管轄”——霸權的延伸

(一) “長臂管轄”的含義

“長臂管轄”的產生最初是為便于美國州際訴訟，協調美國國內利益，但在美國霸權擴張與維持其領導地位的背景下，其逐漸成為對外制裁的主要手段 ，并常常假以“域外管轄權”的名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8年9月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指出，“長臂管轄”是指依托國際法規的觸角延伸至境外，管轄境外實體的做法。近年來，美國不斷擴充“長臂管轄”的范圍，涵蓋了民事侵權、金融投資、反壟斷、出口管制、網絡安全法等眾多領域，并在國際事務中動輒要求其他國家的實體或個人必須服從美國國內法，否則隨時可能遭到美國的民事、刑事、貿易等制裁。

(二)“長臂管轄”對我國的影響

隨著我國與外國的經貿往來愈發廣泛，加之美國一直視我國為威脅，我國是美國行使“長臂管轄”的主要對象國之一。根據學者對美國判例的調查研究，美國法院自2000年以來受理的涉我國的“長臂管轄權”案例大約417件，且自2010年開始大幅上升 ，其對我國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國行使“長臂管轄”影響了我國司法主權的獨立，它將原本屬于我國管轄的案件強行納入美國司法管轄范疇。“包頭空難案件”為其典型。此次空難中，飛機上并無美籍人員，也未途經美國。但美國法院卻以發生事故的飛機發動機系由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生產，且中國東方航空公司(涉事飛機所屬公司)在美國經營和開展營業活動, 并與該州保持著有計劃和持續的商業接觸聯系，滿足“最低限度聯系”的要求為由, 認為其享有管轄權。由于美國的賠償標準、歸責原則等多方面與我國規定并不相同，適用其法律將導致我國司法秩序的混亂。而且，美國法院立案受理這一行為，本身就拖延了訴訟進程，侵犯了我國的司法獨立。

其次，美國行使“長臂管轄”對我國企業或個人的海外利益與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根據“最低限度聯系”原則， 只要實體或者個人的行為與美國發生一丁點兒的聯系，美國都可主張管轄權。例如“美國財政部制裁中遠海運等 6 家中國公司事件”，美國認為中遠海運等6家公司與伊朗進行石油貿易而違反了其所謂的“制裁禁令”，且僅根據中遠海運等6家公司使用美元進行結算或者用美國互聯網通信，美國就借機行使“長臂管轄權”。如果說該事件還算師出有名的話，那么“孟晚舟案”則完全反映了美國的霸權思維，企圖通過對中國企業高管施加不利影響而意圖打壓中國企業的發展。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又是國際諸多規則的主導者，其制裁措施例如出口管制、黑名單甚至刑事制裁等，都將對企業和個人產生巨大影響，而企業或個人往往不得不屈服，犧牲自身利益而按照美國的要求行事。

除上述兩點外，美國肆意行使“長臂管轄權”還可能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國家形象以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產生影響。

二、反思與反制：“阻斷法”的不足與完善

從國家層面制定“阻斷法”是各國政府應對美國“長臂管轄”的通行做法，也是最為直接、最為有效的方式。

(一)我國現行“阻斷法”的不足

我國政府在法律層面對“長臂管轄”做出了應對，散見于如《反不正當競爭法》《證券法》等法律中，但多為原則性規定。2021年，商務部在總結過往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這是中國第一部專門應對“長臂管轄”的法律規范，但仍然存在不足。第一，規范層級過低。該《辦法》由商務部制定并發布，屬于部門規章。部門規章需法律或者行政法規作為支撐，其主要功能在于為某一法律或行政規章之規定作一細化和規范化。但現行的法律及行政法規都缺乏對“長臂管轄”的阻斷規定，因此其適用也缺乏根據，難以在司法實踐中產生影響。第二，阻斷范圍局限于經貿活動，并非一部完整、成熟的“阻斷法案”。首先，《辦法》制定的主體為商務部，受職權所限，《辦法》僅適用于經貿活動領域，并不涉及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領域。其次，《辦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辦法適用于外國法律與措施的域外適用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不當禁止或者限制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與第三國(地區)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進行正常的經貿及相關活動的情形。”因此，《辦法》作為“阻斷法案”的阻斷范圍過于狹窄，存在著先天的不足。第三，《辦法》中多數規定為原則性規定，過于籠統，亟待完善。例如，《辦法》第八條規定了“申請豁免制度”，意在為遵守本辦法，對不遵守美國的制裁措施將嚴重損害自身利益的實體和個人留有保護的空間，《辦法》沒有將具體事項予以明確，有關實體和個人只能通過書面申請這一制度申請豁免，這將使得該制度的適用依賴于國務院主管機關的意愿，從而導致“豁免制度”的規定難以實現其保護實體與個人利益的目的。再如，《辦法》第九條規定了“追回制度”，表明受損失的實體或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并未規定向哪一級人民法院、何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二) “阻斷法”的完善路徑

如前述指出，《辦法》作為“阻斷法案”，其功能與效力等均較為有限。為了有效阻斷外部勢力的“長臂管轄”，未來我國應從法律體系的視角進行考量，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提高“阻斷法”的效力。第一，盡早在法律層面制定“阻斷法”。《辦法》僅為部門規章，影響力不足，難以為法院提供直接的審判根據，適用效果還有待商榷。第二，擴大適用范圍亦是提高效力層級的應有之義。目前《辦法》的效力范圍過窄，僅局限于經貿領域，而美國的“長臂管轄”所涉面極廣，涵蓋了政治領域、信息安全等，比如美國時常打著人權和自由的“幌子”對我國實施制裁。

細化法律規定，增強實踐可操作性。“阻斷法”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適用情形、報告制度、申請豁免制度、追回制度、拒絕執行外國判決或行政決定制度。《辦法》僅對其做了原則性的規定而未有具體規定，但如前文指出的豁免申請制度，《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的“個體利益補償機制”并未繼續細化明確。例如，對于“個人利益補償機制”，未來的“阻斷法”應當明確可以為利益受損的實體或者個人通過“轉移支付、技術援助”等方式進行保護與補償，并盡快協調有關部門出臺具體措施。

構建協調的法律體系， 進一步明確相關責任。首先，我國的“阻斷法規”散見于諸如《反壟斷法》《證券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等多部法律，應對現有立法資源進行整合，構建協調的法律體系。例如《證券法》和《反壟斷法》都屬于社會法領域，但在域外管轄權上的規定并不一致，《反壟斷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了其域外適用效力，但《證券法》卻堅持了嚴格的“屬地原則”，將其適用范圍限定在我國境內的交易，沒有主張域外效力 。這無疑是法律體系的不協調。未來我國“阻斷法”應當明確在金融監管、信息安全等多個領域確定域外效力。

其次，明確違反我國法律有關規定應承擔的責任。諸多現行法律之于“阻斷法規”的規定比較籠統，僅使用了“不得”“應承擔刑事責任”的字樣，例如《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規定，“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外國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本法規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如此宣示性規定難以與我國刑法、行政法銜接起來，可能會被美國法院以不需要承擔責任為名進而要求中國實體或者個人遵守美國的制裁或決定。③13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