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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胖子”，打一中國城市名，很多人應該都能猜到謎底。合肥位于安徽省的中部，地處長江與淮河之間，“夏水暴漲，施（今南淝河）合于肥（今東淝河），故曰合肥”，古稱廬州，宋代名臣包拯的故鄉。

19世紀后半葉的合肥人才輩出，李鴻章、張樹聲、劉銘傳等新型精英階層在此地崛起，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之后，淮軍由此成為晚清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這些地方士紳具有一定的革新意識，敏銳感受到了社會危機和時代變化，并在后來的內政外交中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人物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今安徽合肥人。趙爾巽在《清史稿》中說他是“中興名臣”“社稷之臣”，充斥著史家隱惡揚善的歷史書寫程式。梁啟超在《論李鴻章》中稱：“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倒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了。用晚年李鴻章自己的話來說，他這一生只是在做“裱糊匠”的活兒，“一日和尚一日鐘，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5月的合肥，天氣悶熱，只是不像其他地方那樣漫天飄著令人生厭的楊絮。李鴻章故居，又名李氏家族舊宅、李府、李鴻章府，位于合肥市廬陽區淮河路步行街中段208號，是典型的江淮地區晚清民居建筑。淮河路步行街是合肥著名的商業街區，地處鬧市，故居與周圍的現代建筑物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夜晚游人如織，唯有李府大門緊閉，外面繁華熱鬧的世界仿佛與之無關，歷史與現在也在那一刻彼此交融，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李鴻章故居陳列館的展板上詳細介紹了這位晚清重臣的生平事跡，從“引領洋務求自強”到“青史憑誰論是非”，李鴻章的一生可謂是半部晚清史的寫照，“少年科舉、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作為清王朝的“文忠公”，李鴻章殫精竭慮地求洋法、習洋器，為自立張本，開啟了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然而甲午戰爭的烽火、《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他一輩子的事業掃地無余。這是時代的悲哀，也是李鴻章個人的悲劇。

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歷來被評價為近代史上的“完人”，成為后世效仿的楷模，《曾國藩家書》更是現代人立身治家的寶典。但相較于自己的學生，曾國藩自始至終都是儒家思想的衛道者，面對洪秀全提倡的異端邪說，曾國藩毫不客氣地說：“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在曾國藩心中，名教才是他念茲在茲的國之重器，無怪乎他的謚號是“文正”。

如何應對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給出的答案是自強、求富，“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后能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在維護清政府統治的前提下引進西方先進的軍事和科學技術，實現中國的近代化，所謂“中體西用”是也。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卻不是實際推動者。徐繼畬的《瀛寰志略》初刻時，因書對英國多有正面述評，被曾國藩認作“頗張大英夷”。面對夷人、夷情、夷務，曾國藩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在那個人人沉浸天朝上國美夢的時代，學習西方是有風險的，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稍有不慎便會成為眾矢之的，小心謹慎的曾國藩未必敢冒這個險。

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的失敗，因《馬關條約》的簽訂，回國后的李鴻章成了舉國上下聲討的罪人。沒有了重要職務的李鴻章心有不甘地住進了北京賢良寺，等待復出的時機。1899年，李鴻章突然被任命為兩廣總督，千里迢迢來到廣州。不久，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大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李鴻章被急調回京，負責與洋人談判，再次當起了“背鍋俠”。簽訂完《辛丑條約》，垂垂老矣的李鴻章又被鋪天蓋地的“賣國賊”罵名包圍。彼時的李鴻章已沒有青年時“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的豪邁，唯余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時也，命也。

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病逝，謚號“文忠”，靈柩由北京運回老家合肥安葬。“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圣，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他在遺折中仍舊念念不忘呼吁自強，希望當權者實行新政。1911年，李鴻章逝世十年后，武昌起義爆發，清朝即將退出歷史的舞臺，他的修修補補最終也沒能挽救風雨飄搖中的大清王朝。

舟大而水淺也。李鴻章終究只是時代的弄潮兒，無法成為真正的領航員。